2012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

不合作方式：關於艾未未的若干關鍵字

張鐵志

當代世界裡，恐怕沒有多少人像艾未未一樣如此巧妙地結合藝術、影像、科技對政治公然反抗。我們共同目睹了這場創造歷史的藝術/政治行動計畫，看著他作為一個草泥馬或者公民，用紀錄片去探求被掩埋的真相，並且，始終「不合作」。 

一、不合作

2000年艾未未在上海和他人策劃的展覽名為「不合作方式」，可以說為此前的艾未未，以及後來的艾未未下了最佳註腳。他說，「我覺得任何類型的不合作，本身已經是一種身份的確立和態度的明確，因為至少知道你拒絕與什麼合作，這已經定義了你的生存價值的標準，這個是很清晰的，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，它不僅是一個藝術的命題，也是一個哲學和倫理的命題。」

二、藝術與政治

你很難去界定艾未未到底是把藝術政治化，或者把政治藝術化？前者指的是，他的「作品」中的政治性，後者指的是他的反抗行動，包括他這幾年在生活中大量運以網路作為溝通工具，簡直就像一個龐大的藝術計畫。在08年之前，他至多是一個異議的前衛藝術家。但2008年徹底改變了艾未未：奧運、楊佳、川震。他開始寫下對社會現實更尖銳的批評、用影像介入，且更積極地用網路與世界溝通。

三、公民與草泥馬

在艾未未許多文章與訪談中，他用最古典的語言去談自由、平等、正義；他的每一部紀錄片都是某個意義上的公民調查，要去尋找真相，追求政治責任；但他又常常使用各種諧擬、嘲諷的創意策略來挑釁並讓人們發噱。前者是現代國家下的公民話語，後者是極權體制下草泥馬的反抗姿態。兩者都質疑國家權力，但是公民身分有一套完整的公民權利，而在中國這當然不存在。所以艾未未說今天他們的公民身分是一個尚在證明的過程中，今天他們只是公民的前身：草泥馬。所以準確的說法是：他們是爭取成為公民的草泥馬。

四、表達與可能性

艾未未曾提到藝術對他的意義有兩塊，一個是表達，一個是可能性。因為對表達與溝通的關注，表達自由成為他的核心價值，且他不斷尋找各種表達的媒介，例如紀錄片，例如網路。因為對於可能性的重視，所以他說極權體制下不可能有公民──因為「每個人的可能性都被剝除了」。而他的工作就是不斷在這個體制下去把邊界推的更遠，去探索新的可能性。例如在《老媽蹄花》中，他們就是要去證明在這黑暗卡夫卡式的官僚迷宮中，是否存在任何法治的可能性。

五、個人與國家

對個人的關注幾乎是他所有作品的前提。他對公民的定義是：「公民是一個社會中的個體不斷以個體身分質疑權力的人，如果一個人沒有質疑過權力，他根本不是一個公民，因為他沒有行使個體的權力。」

所以他批評張藝謀的奧運開幕式是法西斯主義美學；所以他對楊佳這個孤僻少年近乎偏執地關注，因為楊佳的故事說明了一切這個瘋狂體制下個人的悲劇；所以他對川震死難學生進行公民調查，在川震週年時，號召推友每人念一個死難學生的名字，集合起一個作品叫做「念」，這都是要證明個人存在的價值。

六、公眾參與。

藝術家需要的是想像力，社會運動者需要動員群眾，而艾未未以獨特的方式結合了兩者：他屢屢激發人們的想像力，召喚公眾參與他的政治/藝術方案。

最驚人的一場公眾參與的政治/藝術行動是，因為北京市地稅局要發課公司補繳1522萬人民幣稅款與罰金，有三萬人借錢給他，這三萬人的借錢意味著對一個「國家的敵人」的支持，因而是一場偉大的公民行動；同時，各種借錢的方式（紙抄被摺成飛機丟進他家、匯款單的不同留言）又成為一場充滿創意的藝術行動。

在當代世界上，恐怕沒有多少人像艾未未一樣如此巧妙地結合藝術、影像、科技和政治反抗，尤其是身處在一個當前世上最巨大的威權體制之中。我們共同目睹並或多或少參與了這場創造歷史的藝術/政治行動計畫，看著他/他們作為一個草泥馬或者公民，用網路開拓溝通的可能性，用紀錄片去探求被掩埋的真相，在那片腐臭的廢墟上重建個人的尊嚴與權利，並且，始終「不合作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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